统计数字浮夸造假，无 非是为了“政绩”。然而记者对这两起造假案的追踪调查发现，受历史“牛皮账”拖累，一些干部不愿承受负增长的压力，已成为当前统计造假的一个显著特点。

    “我要虚报”：数字在历史泡沫上漂浮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按照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要求，汉川市脉旺镇进行全镇经济普查。６６岁的农民杨振龙当上了三坮村的普查员。他第一次上报的村个体户经营总收入是６３万多元。全镇初步汇总个体经营户营业收入约为８０００多万元，与前几年上报的“约１０亿元”差别太大。

        镇领导认为“经济普查数要考虑去年年报数和今年目标数”，要求普查员们重新填表，并将“１０亿元”的数字分解到２０多个村。还明确要求：如果落实不到人，就虚拟到人。老杨领到的任务是“６８２０万元”，是实际数字的１０７倍。于是他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编姓名、编项目，伪造了２５份普查表，报出了７０００余万元的荒唐数字。老杨给自己编了个名字叫“欧阳书宝”，按当地方言发音就是“我要虚报”。

        通过这样明目张胆的造假，脉旺镇个体经营户的营业收入总额达１０．０９亿元。

         事后，老杨觉得这样造假太离谱，便于今年１月１５日给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写了一封举报信。这一次，他署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半个月后，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和湖北省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组成联合调查组，来到了脉旺镇，一下子就查出了２００多个“欧阳书宝”式的假名字。今年４月中旬，脉旺镇党委书记、镇长均被免职，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３名责任人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脉旺镇领导倒在了“１０亿元”的历史泡沫上，黄梅县统计局领导则栽在计划指标的陷阱中。２００３年黄冈市经贸委以黄梅县历年上报的数据为基数，加上预定的增长率，下达给黄梅县２３亿元的规模以上工业不变价产值计划指标，这个指标在黄梅县人大表决通过后，成为法定目标。结果，黄梅县统计局２００３年虚报工业产值４．２亿元，２００４年上半年虚报３家已停产企业工业产值１．５亿多元。县统计局局长、两名副局长和一名统计员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不背“负增长”之名，大家接力“吹泡泡”    

         湖北是全国较早开展统计打假行动的省份之一。据省统计局局长刘凯介绍，１９９８年以前，由于统计注水现象较普遍，各地市州ＧＤＰ汇总数高出全省２０多个百分点，１９９９年湖北开展了“数字整顿行动”，２００１年省政府又取消“十强市”、“百强镇”的评比，后来又建立了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制。通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统计数据质量得到稳步提高，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４年全省各市州ＧＤＰ汇总数与全省核算数的差距一直控制在３％的正常范围内，今年一季度首次出现各市州ＧＤＰ汇总数小于全省核算数的局面。在省统计局查处违反统计法的案件中，虚报的比例已从３年前的８０％下降到去年的５０％左右。

    “应该说统计工作的外部行政压力已小了很多，统计造假的诱因少了很多。”刘凯说。黄梅与脉旺这两起案件，集中反映的是历史包袱问题，假如他们不造假，那么他们交出的政绩单就是惊人的负增长，横向比较时排名也会急剧下滑。如果不造假，与历史形成的泡沫数字作比较，２００３年黄梅县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将下降２０％以上，脉旺镇个体经营收入则从１０个亿锐减到０．８亿元，恐怕只有战争或极大的自然灾害才能带来如此毁灭性的衰退。经济活动本来有起有落，但不少人习惯于增长惯性，不愿看到数字下滑，所以一旦前任领导吹下“牛皮账”，继任者往往不得不将“吹泡泡”进行到底。久而久之，统计造假就成了“接力棒”，“牛皮账”沉淀为难以化解的呆死账。

        统计造假案的背后，是“谁来承受负增长”的难题。黄梅县与脉旺镇正是不愿背负负增长之名，才会像捧着“皇帝的新装”一样，在弄虚作假的道路上一路沉沦。

     “潜规则”造就“替罪羊”

      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黄梅县统计局的当事人均否认有县领导授意造假。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黄梅县仅完成全年ＧＤＰ计划的３９％，怎么办？县里有关领导着急了，于７月初召开协调会，要求统计局“想办法把报表收上来，将数据报上来”。这个要求合理合法，几乎无懈可击，但是“该收的报表收了，该报的数据也报了”，统计部门进退维谷，有苦难言。为使县领导拿出合格的成绩单，统计局想得到的办法就只剩一个：篡改数字。

       参与调查此案的湖北省统计局法规处处长李阳说，对于统计人员来讲，工作好坏与数据质量相关，但由于地方统计部门的“票子”“帽子”都攥在当地政府手中，统计工作难以实现“去行政化”。面对两难选择时，“潜规则”就浮现出来：宁可冒风险为领导分忧，也不能讲原则让领导难堪。正是这种貌似“忠义”的潜规则，使统计造假现象屡禁不止，也使不少统计人员成了片面政绩考核的“替罪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叶青教授对此评论说，要跳出“潜规则”的桎梏，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必须改变“官出数字”的体制，让统计工作彻底摆脱行政干预。他认为，考核政府政绩，应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重点考核其履行政府职能的情况，除此以外，现行一切与政府职能无关的指标，都应坚决废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