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经济发展的格局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处于“领头羊”的地位,是中国最大的两个经济“增长极”。珠三角这个面积4.17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约4100万的地区,2005年的GDP和财政收入占全广东的79.3%和87.3%;更以占全国千分之四的面积,创造了中国10%的GDP。长三角地区也不遑多让,2005年前三个季度,长三角GDP占全国的比重达到22.7%,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达到35.8%,到位外资占全国的比重达到41%。
不过,珠三角面临的发展极限问题正扑面而来。在20多年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以出口为导向、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之后,珠三角的资源已所剩无几,土地奇缺、电力缺口巨大、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生态环境承载力基本达到饱和。在产业结构上,珠三角长期以来形成了对出口加工业的严重依赖;在人力上,形成了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严重依赖。目前,大批企业面临无地建厂、无电开机、无工可用的局面,珠三角的投资环境已经严重恶化。
在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发布的《2005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中,“极力推荐”的城市主要来自长三角地区,而8个“暂不推荐”的城市中,就有7个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在地荒、电荒、水荒、民工荒、油荒等不利因素的袭击之下,台资的投资方向开始转变。
与珠三角相比,长三角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不仅经济腹地比珠三角要广,在产业结构上比珠三角的“水平”要高,在环境容量、土地资源上,也不像珠三角那样极度局促。然而,这是否意味着长三角就能避免珠三角的困境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现有的发展模式不变,长三角所拥有的更大的市场空间,仅仅是转化为了时间,只是延缓长三角的矛盾和危机,但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一样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长三角的发展方式同样面临潜在的危险,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土地资源的利用。
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政府在主导推动,长三角地区也不例外。江苏和上海的政府强势不用多说,浙江的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虽然较少,但从运用的资源、推出的政策、追求的经济目标来看,依然有强烈的政府参与痕迹。在政府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强烈动机下,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并不到位,急于求成的心态严重,为了经济发展什么资源都敢动用,什么政策都敢出台。这种模式驱动了经济列车快速奔驰,但当出现资源约束的迹象时,长三角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在产业结构上,长三角虽然集中了不少的高科技制造行业,但本质上仍然是以装配制造为主,离真正的创新还有很大的距离。现在虽然强调产业结构升级,但真要实现起来,难度很大。产业结构升级也是个系统工程,它与文化升级、与人才素质提高、与市场环境变化的关系极大。如果不综合提高多方面的环境要素,结果很可能只是“想变,变不了;想走,走不动”的尴尬境地。
在土地资源的利用上,以土地交换生产资源是国内普遍的行为模式。事实上,这是政府部门除了权力资源之外,唯一有效的经济资源。据国内官方机构的调研,在长三角很多地区,地方财政收入的60%来自土地资源,基本上是“土地财政”。中央现在虽然强调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管理,然而,土地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还能怎样加强管理?事实上,只要现行的土地国有制不改,无论怎样强调,用处也不大。
安邦集团策略分析师陈功认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上看,从资源约束条件上看,中国经济增长即将进入一个“平台期”。这意味着在资源、环境、能源、有技术的劳动力等多个因素的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会在一段时间里被限制在某个较低的范围内。现在因为经济增长的惯性使然,这种增长“平台期”还不会马上到来,但用不了多久,“平台期”是一定会出现的。客观地说,出现这样的“平台期”对中国经济增长未必全是坏事,至少也可为中国经济提供一个反思的机会,而城市化以及城市管理也将在这个“平台期”中不得不强化。